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方式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数字文化已成为网络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驱动力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支持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由此可见，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技术驱动下文化传承逻辑的转变

数字技术的革新，不仅深刻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表现力与创造力，文化传承与保护逐渐从“静态展示”转向“活态传承”与意义重构。

在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数字化工作主要聚焦于文化资源的简单采集与数字化存档，通过在线展厅、虚拟博物馆等形式将实体文物迁移至数字空间。这种做法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文化资源的长久保存与广泛传播。然而，从本质上看，此阶段仍属于陈列式的“静态展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被动的观看对象。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文化数字化已迈入智能化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一方面，借助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生成式算法等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整合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通过跨模态的语义对齐与知识关联，构建起动态、可调控的文化知识图谱。这不仅推动了文化资源的信息化转型，还使零散的、孤立的文化信息得以系统化组织，进而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与历史逻辑中被解读与呈现。另一方面，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建模等沉浸式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场景重建与交互设计，正创造出更符合人类认知与交互习惯的表达方式。文化叙事不再局限于静态文本、图像或线性表达，而是日益呈现出可视化、互动化、沉浸式等多元形态。通过内容生产、情景复现、情感唤起等方式，公众的文化体验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实现文化意义在数字空间的拓展与重构，文化体验逐渐走向多维感知与意义共创。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图为敦煌文化爱好者通过“云游敦煌”小程序了解“数字藏经洞”。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一批如《云游敦煌》《千秋诗颂》等优秀文化产品，推动了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然而，在这场技术驱动的文化繁荣背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现实问题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仅停留在工具层面，尚未触及文化与技术互动的深层机理与发展逻辑。

从整体看，部分由人工智能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存在重符号、轻内涵的倾向，仅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符号与意象如山川林石、国风水墨等进行简单提取，辅以炫目的视听效果，进而生产出具有多感官体验、符号化的消费产品。这种机械化的结合易使文化传播流于表面，陷入庸俗化、浅显化的困境。从融合路径看，现有模式多表现为技术的单向赋能，即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外部工具，推动文化创新表达，却忽视了文化资源对技术的反哺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仍未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底层逻辑与设计架构中。当下，一些主流人工智能大模型多基于西方主导的语料库与预训练范式构建，将其直接运用于中国文化语境，难免造成语义偏离。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文化缺失还可能加剧AI幻觉的风险，生产看似合理却与事实不相符的内容，如虚构历史细节、误用文化意象等，从而引发文化误读与意义损耗。在此背景下，亟须转变逻辑，探索构建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范式。

双向互构下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范式

作为国家与民族精神底蕴的集中体现，文化深刻塑造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以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当前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探索仍存在人工智能使用浅表化与技术单向赋能的问题，因此，未来亟须推动人工智能与文化发展的融合从工具性融合向双向互构的深层范式转型，推动形成以文化为内核、以技术为支撑，彼此嵌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一，以制度为保障推动协同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传承与发展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立足全局，加强战略谋划和制度保障。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应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构建高效协同的组织架构与政策体系，探索建立高层次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协调机制，科学统筹相关规划与资源分配；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科技企业与文化机构深度交流与合作，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产学研协同平台，促进文化资源与技术要素的共享共用。

二是加强文化数据资产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应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数据交易市场，打破“数据孤岛”。同时，加快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版权登记与保护体系，明确人工智能生成文化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判定规则，在保障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促进文化数据的合法合规流通与创新性使用。

三是确立以人文价值为导向的技术治理逻辑。要立足人工智能价值与技术伦理，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文价值、主流价值融入算法设计、应用与监管的全过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强化算法透明度、可追溯性和问责机制，加强对文化内容导向和数据使用的全链条监管，及时进行技术纠偏，筑牢文化发展的安全底线。

第二，以文化为内核重塑技术底座。

实现文化对技术的有效反哺，关键在于从技术底层逻辑入手，让文化价值内涵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与设计全过程。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构建高质量的中华文化数据库。数据是模型训练的基础，应结合中华文化的特点，制定科学的元数据标准，对历史典籍、民俗故事、“非遗”技艺、艺术作品等多元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结构化的采集、标注与存储，并引入动态更新机制，逐步构建起语义关联清晰、易于调用的中华文化知识图谱，为模型训练奠定基础。

二是着力研发蕴含文化基因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依托中华文化数据库、中华美学基因库、中华传统文化数据要素库等数据库、语料库，将“天人合一”“和合文化”“仁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模型预训练与微调过程，提升模型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以价值理性破除工具理性主导下文化表达浅显化、庸俗化的困境，尤其要充分重视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由中美主导的竞争格局下，增进非国产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文化、中国审美、中国话语的理解与尊重。

三是深化技术认知，辩证对待AI幻觉。相较于将AI幻觉视为需要规避的技术问题，更应整体把握其双重属性。一方面，通过提升数据质量与优化算法逻辑减少事实性谬误；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在特定文化创意生成场景下，人工智能产生的非常规联想或能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框架，为文化创新提供灵感来源，推动文化的意义重构。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构建面向未来的文化生产体系。

文化传承是文化在民族成员中纵向延续的过程，而心理传承是最强烈、最持久、最深刻的文化传承。因此，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文化传承新范式必须以实现文化的心理传承为目标。

一是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一方面，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生产导向，分析捕捉地域间、群体间的文化需求差异，关注人的情感体验与精神需求，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实现精准的文化服务与内容供给；另一方面，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数据标注、知识管理，补充非主流文化数据，鼓励人民群众介入文化叙事构建过程，用民众智慧拓展中华文化语境。

二是深度挖掘文化符号本土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关联，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沉浸感、能激发文化共鸣的产品，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连接，实现文化精神内核的有效传承与共鸣。

三是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延长产业价值链。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数字文旅、在线演艺、数字展览等新业态。鼓励对文化IP进行全链条、产业化开发，构建创新活跃、价值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第四，以元语言为基座重塑全球文化叙事。

在智能化浪潮下，全球文化主导权争夺加剧，文化的科技基础设施迅速变化，人工智能对文化生产、叙事、传播与体验的影响日益深化，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成就、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理念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易于被全球网民理解和接受的“元语言”，才能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

一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准则，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文明对话，清晰阐释中国方案的价值内涵，凝聚全球共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主动参与数字文化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推动建立兼顾公平公正与多元表达的国际标准，打破西方文化霸权，逐步提升我国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是推动中华文化数字产品与服务高质量“出海”。坚持长期建设与统筹布局，积极推动以微短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电影等为代表的文化科技融合产品“出海”，同时借助数智技术推动中国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的融合创新，降低由于文化情景、语言隔阂带来的文化折扣，推动文化共融共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

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推动文化资源从“静态展示”走向智能化驱动的“活态传承”。然而，当前实践中也暴露出人工智能运用浅表化、技术单向赋能等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融合困境，难以支撑文化的深层传播与价值认同。因此，推动人工智能与文化的双向融合成为必然选择，只有将文化内核深度融入技术生产逻辑，才能突破当前融合的局限，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为网络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筑牢根基。（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雨桐）